三门峡水利枢纽接力黄河汛前调水调沙 新华社发 杜杰 摄
赵光义
熙宁十年(1077年)，苏轼来济南访苏辙不遇，盘桓月余，前往徐州赴任知州。与初到山东时感觉盗贼满野，狱讼充斥”的情况不同，苏轼对徐州的第一印象是争讼寂然，盗贼衰少”，可谓一派安宁。然而，没过几个月，黄河决口，夺淮入海，凡灌郡县四十五，而濮、齐、郓、徐尤甚，坏田逾三十万顷。”(《宋史·志第四十五·河渠二》)徐州陷入一片汪洋，苏轼立下豪言：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。”(《宋史·列传第九十七》)坚守抗洪一线，差点成了烈士。
黄河改道这件事对北宋局势造成了极大的危害。后世之人检讨北宋的孱弱，多从军事、政治方面找原因，往往忽视了地理和气候等方面的因素，金人轻易就能兵临城下，和这次黄河改道有莫大的干系。
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者当中，以职业军人出身的，惟宋太祖赵匡胤(927年-976年)一人。但是，统治期间打败仗最多的也是宋朝。赵匡胤原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将军，最终拥兵自重，发动陈桥兵变”，做了皇帝。后世对他黄袍加身”的故事津津乐道，其中无奈和推辞，不过是预谋已久的自导自演。
赵匡胤建立大宋之后，首选策略是统一南方，属于攘外必先安内”;到他的弟弟赵光义(939年-997年)继位，才开始有心整顿北方边患。北方的契丹族是大宋最强劲的对手，建国时间比大宋要早，一会儿自称大辽国”，一会儿又自称大契丹”，据史家考证，前后共改国号十八次，其实都是同一个政权。契丹”的本义为镔铁”，乃民族之称号;辽”则得名于辽水，也就是今日东北之辽河。
契丹与开启五代十国时期的梁国(史称后梁”)是同一年建立的，公元907年，朱温(852年-912年)通过禅让”废唐，远在北方的耶律阿保机(872年-926年)则当选为契丹大首领，此时距离大宋建国还有半个多世纪。辽国从此逐渐由游牧民族转化为半游牧、半农耕的社会，也创立了自己的文字;和北魏类似，契丹亦有主动汉化的趋势，其本民族社会主体组织与军事组织高度重合，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组织结构，动员能力很强。辽太宗耶律德光(902年-947年)采取因俗而治”，以本族之制治契丹，以汉制待汉人”，分治当地的汉人和契丹人，并采用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，北面官治宫帐、部族、属国之政，南面官治汉人州县、租赋、军马之事，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。在契丹人的心中，他们就是位于中央的中国”，从出土的大量辽代墓志中可以看到，契丹或辽的国号前都有大中央”或南瞻部洲”字样，辽道宗时代(1055年-1101年在位)，契丹俨然以中国”自居。
赵光义最初只是想征服北汉”，这是五代十国的最后一个政权，北汉都城在今山西太原，所谓的燕云十六州”就跟这个区域及其历史遗留问题有关。北汉早在与后周对抗时，就已依附于契丹，此番又向契丹求助，契丹派万军相助，损失惨重，也没能挡住大宋的脚步。赵光义轻取北汉之后就来脾气了，临时起意，顺势攻辽，一度打到今日的北京城下，这里当日是辽国的南京”。到了这个地步，辽国也不客气了，派出精兵强将与宋军大战于高梁河(今北京西直门外)。《宋史》对此役只称败绩”(《宋史·本纪第四》)，没有细说;《辽史·本纪第九》则记载宋主仅以身免，至涿州，窃乘驴车遁去。”或许有几分夸大，但宋军的惨败是无疑的。
赵光义并没有就此死心，筹备七年之后，卷土重来，于雍熙三年(986年)再次发兵攻辽，史称雍熙北伐”。按照赵光义的计划，宋军兵分三路，以东路军吸引辽军主力，使中路军长驱直入，西路军从山西发起侧翼攻势，最终在南京”(即北京)会师，结果，三路大军之间无法呼应，进展与计划完全不符，宋军再次惨败，反倒让辽军乘胜追击，反扑至河北大名。前后三次对辽作战，战事非常惨烈，宋军的补给线常常被辽军截断，高级将领战死、饿死、被俘都不在少数，致使国力大损，大宋从此对辽国有了几分惧怕。
杨家将”的故事就起源于这一段残酷的历史，只不过，后世的小说家们把惨烈的战况演绎成为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，以激励民心，从而广为流传。即便经过文学的加工修饰，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惨烈：杨家父子死伤大半，杨五郎出家当了和尚，杨四郎被俘，隐姓埋名做了辽国驸马，佘太君以百岁高龄出征押运粮草，穆桂英等一众寡妇和少年都要披挂上阵……言外之意，大宋的青壮年男人大都已经战死了。
赵光义征辽不利，很快死去了，宋真宗赵恒(968年-1022年)继位，不敢再提攻辽，辽军却主动攻了过来，吓得赵恒一度想放弃汴梁而南逃，幸得宰相寇准(961年-1023年)力劝，才至澶州(今河南濮阳)督战。宋军坚守阵地，在澶州城下以八牛弩”射杀辽军名将萧挞凛(卒于1004年)，辽军眼看也无力打败宋军，于是利用降将打通关系，促成双方和谈，并订立了和约：大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、绢20万匹，宋、辽以白沟河为边界，互不侵犯，史称澶渊之盟”，换来了宋、辽双方大约120年的和平。其间偶有灾年，大宋也向辽国输粮赈灾，大致上相安无事。
白沟河是拒马河的一条支流(拒马河为大清河支流)，流经今北京市房山区至涿州市东北部一带，南流经高碑店，至白沟镇与南拒马河汇合，故称白沟河”。拒马河古称巨马水”，五代以后，东西流向的拒马河也被泛称为白沟河，宋、辽以此为界后，又称界河”，全部河道自今河北省高碑店市东南白沟镇北，向东流经霸州市及其以东的信安镇，最终到达天津市。明朝永乐末年，拒马河自白沟镇改道南出与易水合而东注，拒马河故道遂淤，所以，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原来的河道了，只留下了这个地名，前些年曾是京畿最著名的贸易市场。
宋、辽双方的分界线，虽然较秦长城一线向南缩进了不少，但其根本性质是一样的。宋代的气候处于一个逐渐转寒的历史时期，比秦汉时期的年平均气温要低2-3摄氏度，仍然大致符合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界线。没有了长城的拱卫，河北大平原一望无际，基本没有天险可守，只有白沟河勉强算是个阻隔。平原作战，骑兵是核心，机动能力强，冲击力大，步兵没法抵挡。当时的大宋就很尴尬了，中国的马主要产自西北和东北，一为蓟北之野，一为甘凉河套，著名的伊犁马、三河马、蒙古马，全都不在大宋统治的区域内，分别归大辽、西夏掌控。
大宋失去了大部分草原领土，即便有马，也很难成群饲养，养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，据说在当时，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庄稼的话，可以养活二十五口人。所以，朝廷一度推出政策，让农民领养马匹，最初很受欢迎，平日拿马匹当牲畜使用，征用时领走即可;不久之后，农民发现并不划算，马在湿热的中原地区很难养活，养死了就得赔偿，导致农民越来越不愿意替朝廷养马，以至于朝廷后来需要硬性摊派，成了扰民的秕政。我们在北宋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就可以看到，拉车的大多是牛和驴，而不是马，可见马在当时已经是高等资源。因此，大宋想在河北大平原上和辽开战，万万占不到上风，宋、辽又订下了盟约，边境也不好大肆驻兵，宋朝的策略是在河北开垦水田，开挖河渠，渠边密植榆、杨，以造成对马匹的羁绊，防止骑兵快速推进。
对于大宋来说，澶渊之盟”的10万两岁币是很合算的，乍一听不少，实际只相当于江南地区财税收入的2%，比战争时期的军费开支节省很多。另一方面，赵匡胤以军事将领兵变的手段而得天下，唐代末年藩镇之乱的教训行之未远，记忆犹新，所以上位不久就杯酒释兵权”，解除了高级将领对军队的控制，改由文官统帅。如果战事持久，势必导致长期驻军戍边，文官将制约不住武将;即便文官成为唐代节度使的状态，势必重新出现军事集团尾大不掉之势，这在宋代皇帝的祖传秘籍”中是很危险的情况，宋代兵制的根本性缺陷也来源于此。所以，大宋皇帝很乐意花钱买和平。
虽然宋、辽双方有了盟约，但大宋朝野上下，始终不可能对辽国完全放心，时刻提防辽军进犯。真宗朝有一位山东官员名叫李垂(965年-1033年)，系博州(聊城)人，为人耿直，他坚持认为黄河会向北面改道，于是写了一部《导河形胜书》呈给朝廷，宣称如果黄河北移，辽军就可以利用黄河水道顺流而下(严格说是逆流而上)，危及朝廷。我们今天回看历史，发现他这种认识可能是错误的，宋代处在气候转冷期，有可能导致河道南迁，但在当时，谁也看不到未来，李垂的建议也被暂时搁置了。谁能想到，仁宗朝庆历八年(1048年)，黄河下游真的出现了一次向北的小规模改道，朝廷回想起李垂的预言”，一片哗然，于是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黄河改道工程，史称三易回河”，基本目标是让黄河笔直向东而非向北，试图引黄河改道六塔河而东流(六塔河在今河南清丰县东南)。
然而，改道计划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，黄河也是极难治理的大河，主要在于季节性强，水中又含有大量泥沙，枯水期流速变缓，河床很容易被沉积的泥沙抬高，成为悬河。包括欧阳修(1007年-1072年)在内的很多官员都认为计划不切实际，但劝阻不住;时任河北转运使的周沆(生卒年不详)是青州益都人，曾任渤海知县，对水患认识深刻，他向朝廷谏言：全河东注，必横溃泛滥，齐、博、德、棣、滨五州之民皆为鱼鳖食矣”，河流注溢，久又淤高，流行梗涩，则上流必决……所谓为害无涯者也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)他认为如此下去黄河一定会泛滥决口，贻害无穷，朝廷依旧不听。
此前几百年，黄河下游基本稳定在东汉时期的古河道，经今河南南乐县进入山东，经莘县、阳谷县至禹城市徒骇河(古称漯川”)向北行，又经临邑县、惠民县等地，至利津县一带入海。北宋初期，小规模决口不断，短时期、短距离的分流河道不少，直到宋仁宗庆历八年(1048年)六月，黄河再次改道，冲决澶州商胡埽(今河南濮阳东北)，向北直奔河北大名，经山东聊城西，至今河北青县与卫河相合，然后入海，宋人称这条河为北流”。12年后，黄河在商胡埽下游(今濮阳市南乐县)决口，分流经今馆陶县、莘县、乐陵县、无棣县入海，宋人称这条河为东流”，这条线路保持了不到40年便断流了。